去年9月在“东京自治区”，《同时》认识了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先生，11月，先生受邀到广州中山大学举行学术讲座（“作为精神的资本”），我们得以再度见面，并在讲座次日有一下午的时间与先生交流《同时》和朋友们关心的一系列议题。期间，先生仔细介绍了他在2000-2003年发起的新联合主义运动（NAM）及《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一文。

12月，《原则》完成了中译初稿，经过朋友们的多次讨论和研习后，今年6月定稿。柄谷行人先生在7月为中文版专门撰写了导言。现在我们发布的就是这篇导言，之后，《同时》将发布《原则》中译全文。

作者在NAM代表抽签选举仪式上，2002年

黄真 译    

《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虽然在网上还存留着英文版，但这篇论文在日本却是绝版已久，故而当得知它将在中国出版时，我感到又惊又喜。尤其当我听说此次出版是在一批年轻的作家、艺术家、活动家们的推动下促成时，我甚至感到一丝羡慕，因为这样的热情在日本并不存在。借此机会，我想简要说明一下新联合主义运动（NAM）[注1]和这篇论文的来龙去脉。

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是一项以新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运动。我开始考虑这项运动，是在二十世纪末期之时。1990年以前，我一直对那些标榜“创建理想社会”的运动持消极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与苏联，或者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项对立下，曾有人邀请我探寻一条对二者皆否定的“第三道路”。但我认为，这种“第三道路”不仅不可能提出什么积极的理念和目标，而且带有欺骗性。我总是引出马克思的一段话来说明：“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扬弃（aufheben）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换句话说，我认为，只要存在着扬弃现存诸矛盾的“现实运动”，就已经足够。

然而到了1990年左右，这个状况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了。这意味着“第二世界”的消亡，同时也意味着“第三世界”的消亡。这个过程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开始疾速行进。在这个时点上，我开始从根本上怀疑自己至此为止所持立场的有效性。于是，我打算借着重新考察康德“批判”的机会，展开反思。反思的结果，便是《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这本书了。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直至1989年，我对未来的理念一直都不屑一顾。因为我认为，对抗资本和国家的斗争，无需未来的理念也是可行的，这种斗争，只能沿着现实中产生的矛盾永无止境（目的＝没有终结）地继续下去。但是89年以后，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我对向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都抱着批判的态度，而批判的前提，就是这些政党和国家还顽强地存续下去。只要它们存续着，我只需对他们作出否定，就能让自己觉得已经为之做了些什么。然而当它们解体时，我又发觉，我自己其实是悖论般地依存于它们的。我开始感到，自己必须说一些积极的话了。我对康德的思考，其实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真正开始的。

那一时期，我发现，马克思在他的晚年曾对共产主义进行过更为积极的思考。“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诸团体（united co-operative societies）按照共同的计划调整全国生产，从而控制住全国生产，进而终结资本主义生产下宿命般不可断绝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变动，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法兰西内战》）此外，马克思同样在《资本论》中，对生产合作社的联合（association）进行过评价，说这是对资本主义“积极的扬弃”。我所谓的“联合”（association），或者说“联合的联合”的想法，正是从这些论述中产生出来的。

我并没有止步于撰述论文。1999年，《跨越性批判》的杂志连载完结后，同年末，我在大阪开始了社会运动的实践。接着，到了2000年6月，我发起了对抗资本和国家的运动团体NAM，并召开了NAM的结成总会。《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一文就是在那时候发表的。后来，我与其他成员共著的《NAM原理》[注2]也得以出版。

NAM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它的目标是促成各式各样的联合，以及“联合的联合”。它同时也致力于构建“内在性运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政治运动、工人运动·消费者运动等）与“超越性运动”（非资本主义经济圈的创立）的联合。具体来说，后者就是一场以创立生产-消费合作社以及地区（市民）货币为中心任务的运动。

然而，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这场运动历经两年左右就结束了。不得不说，主要原因在于我还未经充分准备就发起了运动。但是我想，如果我当时为它做了准备，恐怕这场运动就不会开始了。我当时恰好住在大阪，运动也就是在那里开始的。通常来说，像这样的对抗运动都往往发端于首都，或者说以首都为目标。而我之所以敢在大阪开启NAM，正是冀图以此反抗那样的既成观念。然而，一当实际开始组织起来，东京就成了运动的中心，而东京与大阪的成员之间也因此产生了对立。能够在他们之间进行调停的只有我一个人，但那时，我一年中有大半时间身在美国，加之当时互联网在日本还不是十分普及，故而沟通联系也成了一件难事。

另一个原因，是2001年，NAM运动开始具体地推进时，美国发生了由“基地”组织策划的9·11事件。这一事件给运动的内部带来了深刻的分裂。加入NAM的成员中，有许多人对“内在性运动”，也即政治斗争持消极态度，而对非政治的“超越性运动”（合作社和地区货币）抱有关心。而且，在此之前，他们也从未参与过任何类型的活动。因此，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了地区货币的创始之上。如果当时的环境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这也未尝不可。然而9·11事件以后，日本政府立即响应美国，倒向了战争，此时一场针对于此的反战运动就成为了必要。NAM对此该如何应对？围绕这个问题，NAM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倾向。

我在2002年末决定解散了NAM，并把之后的新形态称之为FA（Free Association）。那时，我在内部的一份文书中写道：

原本来说，我们认为，“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是一种将各种各样的运动体（Association）联合起来的原理。这个原理是指，NAM以事先存在着这样的运动体为前提，这些运动体因为各自为政而处于孤立且低迷的状态，为了摆脱这样的状态，它们最终结成了NAM。这才是NAM应有的顺序。

然而，NAM却是在尚不存在这些运动体的情况下开始的。或者毋宁说，NAM是为了生成运动而开始的。尽管如此，实质上称得上“运动”的事情却几乎没有发生过。因此，NAM组织机构的维持和运营偏离了“运动”的性质，而错将Q这样非现实的、浮于空想的东西当成了一种“运动”。[注3]

没能发起运动，责任并不在NAM身上，因为现在整个日本都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例如，当美国即将对伊拉克动武的时候，在发达国家中，恐怕只有日本没有出现过像样的示威游行。然而，未能让这样的政治风土发生丝毫的改变，NAM却也是有责任的。

无论怎么改变NAM如今的组织机构和运营方式，它也不可能发起什么计划或运动。因此，我们只好暂且解散NAM，让会员成为自由的个人free agent，从组建联合重新开始。由此而往，当各式各样的计划和地区运动，通过联合的形式成长起来之后，如果届时还有必要，那么就以“联合的联合”的方式，重新结成NAM。

像NAM这样，达到如此规模的组织被解散掉，实属异例，想必是会有人觉得可惜的。可是，淡然面对这样的变故，才是联合主义者应有的面目。在这个意义上说，解散NAM，正与NAM的精神相一致。或者更应该说，解散现实的NAM组织，才会让NAM性质的组织存续下去。

具体而言，NAM的解散，是指从现在的NAM中，取缔事务局、评议会等一切上层机构，而现在的“关心系”[注4]和“地区系”[注5]等诸组织，则形成各自独立的联合，或者自行消灭。至于入会手续、运营等事项，也由这些组织独立运作。

其次，成立Free Associations作为这些组织的联络会议。这是一个松散的相互联络机构，而非NAM评议会、事务局那样的机构。此外，FA也并不共有像“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这样的纲领。因此，此前与NAM无关的团体也可加入其中。

FA拥有网络主页，但它并不是NAM网站那样的站点。FA只不过是一个指引链接的公告板，链向参与其中的联合各自所拥有的主页，并服务于这些联合的运动和相互联络。网页的编辑，由参与其中的各联合轮流承担。

NAM与FA的不同点之一，是NAM的参加者仅为个人，而Free Associations则仅限团体参加。

此外，如果说NAM带有康德所谓的“统觉”（apperception），则FA就是一个并没有统觉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如果FA出现了对统觉的要求，那么届时再重新结成NAM那样的组织即可。然而，绝不能对这样的结果急于求成。

我自己则打算参与市民货币等几个计划。此外，《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既然已经和现实的组织无缘，那么就请把它视为我的著作，让我自由改写。

2002年12月11日

NAM就是这样走向了解散。我之所以并未执着于NAM的存续，是因为我认为，这样的NAM即便消失了，“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还是会存留下来的。后来，NAM成员中的许多人，也都追随着各自的“关心”，继续进行着联合的活动。我自己也参与了消费合作社运动，以及反核电运动。

但是，如果今后再要发起NAM运动，有个问题是必须考虑清楚的。那就是国际性联合的问题。NAM初创之时，我并没有打算把它的运动领域限定在日本，但我也从未考虑过在国外开展运动。我漠然地觉得，当对抗资本与国家的联合运动在各地发展起来时，它们顺理成章地就应当会结成国际性的联合，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联合的联合”。这一点与流行于一九九〇年代的奈格里与哈特所谓“诸众（Multitude）的全球性反抗”思潮相一致，也是对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展望的“世界同时革命”的一种回应。而且，这看上去具备实现的可能性。

然而，这样的展望却被9·11事件破坏掉了。发动事件的基地组织，正是一个联合，也是一个典型的“诸众”。然而，这次事件不仅没让对抗资本与国家的各地联合运动促成国际性的合作，反而还对其造成了致命的破坏。NAM解散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世界同时革命”的问题，并从康德的“永远和平”构想中，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另外，我对《跨越性批判》中提出的，从“交换样式”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构成体的历史的观点，也做出了根本性的修正。其结果，就是我写成的《世界史的构造》（2010）一书。

其实，我还想过根据上述观点的变化来重写《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但是时至今日，这个想法还未能实现。所以，对现在这篇《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我是存有许多不满的。也因之，这次的出版虽然让我感到高兴，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希望读者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已完成的规范来解读。我以为，读者把它看作是开展联合运动的一种启示来参考，便足矣。

2017年7月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学本科和英文科硕士课程，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已出版著述三十余种，代表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世界史的构造》等，均有中译本（三联书店、中央编译出版社）。

注释

[1] 作者曾建议我们可以把NAM译为“南無”，除了谐音和其中的东方精神（部分地包含了对第四种交换形式的展望，详见《世界史的构造》，中央编译出版社），也因为作者看来，“南無”在日语里可以曲折地与“間抜け”（即傻瓜的意思）相关联。作者认为投身反抗运动需要傻瓜的精神（举例时，他提到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及松本哉与朋友们自命为“东亚大笨蛋”等）。“間抜け”原意指唱歌时不着调不合拍，“間”是节拍，“抜け”是除去，不懂节拍即除去了“間”；没有了“間”，即是“无间”，从而与佛教产生了关联。“南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間抜け”产生了关联。因为这一转换并不直观，也为了方便汉语读者的理解，我们保留使用NAM 这个拉丁字母缩写指代新联合主义运动。特此说明。

[2] 太田出版2000年11月，书中除了收入本文，还有关于NAM成立大会上的四篇报告。

[3] Q指的是地区货币，它是为了区分于日本货币的“圆”而采用了“球”的意思。——作者注

[4] 指合作社、流浪人员援助等多样的个别计划。——作者注

[5] 指地区上的联合。——作者注

《同时》是一份以联结“青年状态”为出发点的刊物，试图呈现、凝聚不同领域的行动者在创作和实践中的经验思考。

编辑：李筱天、冯俊华、朱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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